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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录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请示》中说，凡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摘帽和改正的人都应妥善处理。
1979年10月17日财政部发出《关于改进国营企业提取企业基金办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国营工业企业提取的企业基金，原来规定按八项计划指标和供货合同考核，现在改为按产量、质量、利润和供货合同四项计划指标考核。
1979年10月1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年终突击花钱制止滥发奖金的通知》。《通知》要求，各项支出都要精打细算，历行节约；从现在起，停止追加支出；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拨款；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奖金制度和发奖标准；严格财经纪律，加强财政监督。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篇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展开了关于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
1979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通知》。
197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按照文件精神，七十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被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
197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邓小平于１１月２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979年11月20日～12月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讨论拟定了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确定了财政体制的改革。1980年计划安排是：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8%，工业总产值增长6%。会议确定，全国财政体制，除京、津、沪三市外，广东、福建实行特殊照顾办法，江苏按原定办法实行，广西、云南、内蒙、新疆、宁夏、青海、西藏、贵州8个省区实行民族自治地方体制，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
1979年11月23日财政部发出《关于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单位、行政机关“预算包干”试行办法》。《办法》规定，凡是在预算管理上实行全额管理的单位，由现行国家核定预算，年终结余收回财政的办法，改为“预算包干，结余留用”的办法。即按国家核定的当年预算包干使用，年终结余全部留归单位支配。凡是以自己的收入抵拨一部分支出，差额由国家补助，在预算管理上实行差额管理的单位，可实行“定收入、定支出、定补助、结余留用”的办法。
1979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就各方面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一，一定要争取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一定要是实实在在的速度，持续发展的速度。第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一定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第三，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第四，在调整国民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外资，善于利用外资，努力引进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当然，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继续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1979年12月27日我国成功地用人工方法合成了有41个核苷酸组成的核糖核酸半分子，为天然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打开了一条通路，这是我国人工合成核糖核酸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79年12月3日国务院批转全国供销总社《关于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的报告》。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社论强调，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国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建议双方首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就此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讲话。
1979年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地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产给予奖励，即“五定一奖”。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后，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9年1月1月受中央指示，袁庚率领招商局开发宝安县蛇口工业区，这是深圳特区最早期的建设，也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林彪、“四人帮”搞乱全国，进而全面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对在所谓“一月革命”中被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
1979年2月10日国务院颁布《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条例》指出，凡是有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和植物的亲体、幼体、卵子、孢子等，以及赖以繁殖成长的水域环境，都按条例的规定加以保护。《条例》对保护对象和采捕原则、水域环境的维护等作了规定。《条例》要求，各级水产行政部门及其渔政管理机构，应当切实加强对水产资源繁殖保护工作的管理，建立渔业许可证制度，核定渔船、渔具发展数量和作业类型，进行渔船登记，加强监督检查，保障对水产资源的合理利用。
197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总结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14条”）。“14条”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文件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试点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
1979年2月1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农委等4单位《关于开展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的报告》。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平反的通知》。
1979年2月2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国家建材总局《关于加速发展建材工业的几项措施》。主要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狠抓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二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加速建设一批骨干企业；三是大力扶植和发展小水泥；四是大力发展地方建筑材料；五是积极发展新型建筑材料；六是积极利用工业废渣生产建筑材料；七是努力扩大建材产品出口，为国家多收外汇；八是解决好建材产品的提成、税率和价格等问题，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九是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改善建材职工的福利待遇；十是大力加强建材工业的基础工作。
1979年2月23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家农垦总局《关于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的暂行规定》。
1979年2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
197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４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到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979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1979年2月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
1979年3月10日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决定从1979年4月1日起，提高城乡居民和华侨人民币储蓄的存款利率，并增加储蓄种类和利率的档次，以及开办半年的定期储蓄、五年的长期储蓄存款。
1979年3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扩大中国银行的权限；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授权管理国家外汇；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认为前进的步子要稳，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３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３日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推倒了《纪要》否定教育战线十七年伟大成绩的“两个估计”，解除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
1979年3月1日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3月份起，提高粮、棉、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1979年3月1日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三月份起，提高粮、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50%；十八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197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请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
1979年3月21～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1979年3月26日国务院转发《以进养出试行办法》。《办法》指出，要引进新技术、进口成套设备，必须大量地增加进口。各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千方百计地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在充分挖掘国内出口货源潜力的同时，积极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大力发展以进养出业务，把出口贸易做大做活，以增加外汇收入。
1979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
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从３月下旬开始，到４月３日结束。
1979年3月9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同成都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就当前经济领域内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有一定范围的市场经济作补充，很有必要。
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1979年4月13～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等8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8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允许它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并在人、财、物方面拥有相应的自主权。5月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
197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发《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通知》指出，国内保险停办已经多年，现在恢复办理，一切得从头做起。各省、市、自治区分行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通过试点，总结经验，为逐步恢复作好准备。凡是在机构、人员和各项条件具备的省、市、自治区，可以选择几个主要城市进行试点。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目前可先办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运输工具保险以及个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各地在试点阶段，可根据现有人力对这四种业务全部办理或选择办理，并将试点计划报送总行。
1979年4月29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水产总局《关于全国水产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1979年4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批亏增盈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扭亏增盈和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报告》。国务院决定，从1979年起，在全国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并成立国务院清产核资、扭亏增盈领导小组。
1979年4月5～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会议要求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会议通过了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和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纪要》提出，要把银行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的特点。把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好，可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为国家增加资金积累和外汇收入，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979年5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下达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后3年经济工作着重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决定，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原定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查。
1979年5月24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劳动总局发布《重申切实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等劳动保护法规的通知》。《通知》要求，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和健全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充实安全机构，加强监督检查，加强劳动保护科学研究工作，有计划地改善劳动条件，采取有效措施，杜绝一切可以避免的事故，防止和减少尘毒危害，以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康，促进生产，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各单位发生伤亡事故和职业病，一定要按照“三不放过”，即找不出原因不放过、本人和群众受不到教育不放过、没有制定出防范措施不放过的要求，进行严肃处理。
1979年5月25日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
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要求对因受《纪要》影响而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1979年5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发《关于在工业调整整顿中做好关、停企业清理工作的通知》。
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８月８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1979年6月18日～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个法律。
1979年6月19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发布《关于安排落实劳动保护技措经费的通知》。《通知》指出，各地区计委、经委、建委和各有关部门，必须按照“管生产的必须管安全”的原则，积极主动地抓好安全生产和防尘防毒工作，在制定年度和长远生产建设计划以及老企业改造计划时，都要把保障安全生产、治理尘毒危害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结合企业的生产挖潜、技术革新、设备改造、工业改组，同时解决安全生产和尘毒危害问题，所需的资金、设备、材料都必须一并安排落实。
1979年6月25日正在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四川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产品不经物资部门收购入库，不占用国家流动资金，而由用户直接订货，这一举动对探索产销结合的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8月，国家经委同意在该厂进行以销定产、产销直接见面的试点。
1979年6月26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粮食部《关于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意见的报告》。
1979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1979年6月30日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优质产品奖励条例》。
1979年6月8日财政部公布《关于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实行有偿调拨的试行办法》。《办法》主要包括10个方面内容。《办法》规定，国营企业经主管部门批准调给其他单位的固定资产，都要按照本规定作价收款；调拨的固定资产要合理作价，新的按国家规定的调拨价格，旧的按质论价；调出固定资产所得价款，一般留给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不准挪作他用；企业暂时不使用的固定资产，也可以出租给其他单位使用，向租用单位收取租金。
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同志平反。
1979年7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达《信贷差额控制试行办法》。
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允许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可制定补充计划，自行销售产品；有权设置内部机构，任免中层以下干部等等。目的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
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在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五个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放权让利”，以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原则同意两省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两省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第五届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作为投资所提供的技术和设备，必须是适合中国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企业利润按比例进行分配；合营企业设董事会，董事长由中国合营者担任，董事会有权决定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这是中国颁布利用外资的第一部法律。
1979年7月23日国务院决定，提高侨汇留成比例，改变侨汇物资供应体制。
1979年7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基层供销社划归人民公社经营试点的通知》。
1979年7月31日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条例》指出，标准分为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企业标准三级。部标准应当逐步向专业标准过渡。部标准（专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不得与国家标准相抵触；企业标准不得与部标准（专业标准）相抵触。标准一经批准发布，就是技术法规，各级生产、建设、科研、设计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更改或降低标准。
1979年7月4日国务院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下发试行。为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草案提出今后新办的小工厂从开办起免税三年；对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旗)、社、队企业，从1979年起免征所得税五年。
1979年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全党必须统一思想，正视当前已经出现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立即扭转那种光想办好事，开口子，减收增支的主意多、增收节支的措施少的现象。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增产节约。根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设想，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管理办法的通知》，决定从1980年起，对各省、市、自治区开始试行这项办法。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
1979年8月17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民政部发布《关于切实安排好民政部门社会福利生产单位产供销计划的通知》。《通知》指出，民政部门举办的社会福利生产单位，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福利生产单位的产供销要纳入地方计划。
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对张闻天一生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平反和恢复了名誉。
1979年8月28日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对食品卫生标准、食品卫生管理、食品卫生要求等作了明确规定。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为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1979年8月同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的报告》，并颁布《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试行条例》决定，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1979年9月13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各省、市、自治区可在１９７９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同时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
1979年9月23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交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公路养路费征收和使用的规定》。《规定》指出，养路费的征收工作，由各省、自治区交通局（厅）和直辖市公路主管部门指定所属单位设置机构及人员或委托有关单位负责办理，并由省交通局统一管理。其它任何部门不得征收养路费。有车单位应按规定主动缴费，不得拖欠、拒缴，对拖欠的可课以滞纳金。
197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鉴于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出现的购销倒挂、经营部门赔钱等问题，决定从11月1日起，对部分农副产品提高销售价格，同时对职工实行物价补贴，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
197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鉴于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出现的购销倒挂、经营部门赔钱等问题，决定从11月1日起，对部分农副产品提高销售价格，同时对职工实行物价补贴，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
1979年9月25～2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认为，《决定》对我国农业现状的分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的，是顺乎民心的。
1979年9月2～24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1980、1981两年的计划安排，认为国家计委提出的计划，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财政有几十亿元赤字，物资供应也不平衡。9月18日，陈云在会上指出：经济的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要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
1979年9月9月武汉市政府决定，恢复汉口汉正街中断了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当年便有108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经工商登记发证成为个体经营者。商品能够自由流通是商业社会最原始、最朴素的真理，中国经济的全新旅程便由这“一百单八将”开始。而随着历史的推进，这一地方性主动被聚焦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田”的符号意义。
1979年日至２月１５日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前一阶段的会议。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研究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会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多年来被歪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1979年１月１日、８日、１４日、２０日、２１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9年１月２９日－２月５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１月３０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979年１月４日－２２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
1979年１月７日－１１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胡耀邦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
1979年１０月１１日－２２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修改了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讨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以及组织发展工作。１９日，邓小平在政协、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讲话强调，坚持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四化和统一祖国大业共同奋斗。
1979年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６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词，指出：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任务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篇祝词成为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纲领。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夏衍致闭幕词。大会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1979年２月１７日－３月１６日我边防部队奉命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３月１６日，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胜利结束。
1979年３月１２日－２４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７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３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达成的意见是：目前多数地方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1979年３月２１日－２３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１９７９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三年的调整时间。２３日，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１９８５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他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对１９７９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1979年４月１３日－２０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八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５月２５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
1979年４月５日－２８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讲话中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通过了这一方针和调整后的１９７９年国民经济计划，决定从当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
1979年６月１５日－７月２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1979年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致开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会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大会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不再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审议和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
1979年９月２５日－２８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讲话初步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的重要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全会增选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